记中国“个人主义”思潮变迁史②
From许纪霖先生：大我消解
三、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政治王权解体、宗法家族制摇摇欲坠、民国议会民主制实践失败告终、晚清喧嚣一时的国家主义思潮退场。启蒙思想家开始反思政治制度的正当基础，重新将个人“独立、自由、平等”视为最高价值。
新文化运动三位领袖对“个人主义”的诠释：
1. 胡适：（理智层面）
（1）以“易卜生主义”为号召，以养成心智成熟、独立思考、充分运用理性的“个人”为目标；
（2）继承了朱熹具有“知识主义”倾向的“为己之学”。
2. 周作人：（情感层面）
（1）受西方心理学家“蔼理斯”影响，调解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使人生免于灵肉纠缠归于艺术，从而获得自然人的自信与尊严；
（2）继承了道家的“审美自由”与“艺术人生”。
3. 鲁迅：（意志层面）
（1）结合晚清章太炎的“自性”传统，以尼采的“超人”为榜样，发挥个人的精神意志与创造力，成为精神界的摩罗战士；
（2）部分继承了“意志自主”、“天命自造”的阳明学，部分继承了魏晋时代嵇康式的“抗议传统”。
五四时期另外两大重要思潮：
1. 个性主义：“传统人格主义”在欧洲的康德与穆勒思想的刺激下，发酵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的个性主义（也称“尽性主义”）。
（1）与传统“人格主义”相比，五四的“个性发展”已经不限于“为己之学”和“道德自主”，其内涵不仅包含“德性”，还包含“意志自主”。此时统一的“天理”已不复存在，公共“德善”也已瓦解。
（2）“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善”。即使不能说从“个性”发出来的都是“善”，但是离开“个性”，则“善”、“恶”都不可说了。
（3）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无论这天性是理性的、德性的、审美的、自然的或者唯意志的）设计自我，发展个性，一切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
2. 乐利主义：两大基础为“快乐主义”（人生的归宿是去苦享乐，谋得幸福）与“功利主义”（“善”是可衡量的，“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乐利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三大颠覆：
1. 快乐观：
（1）儒家的“乐”是一种“颜回之乐”，是生处清贫，却在学习中获得的“智性和德性之乐”；
（2）阳明心学的“乐”是一种“人性本体的自得之乐”；
（3）佛教讲究“去苦求乐”，是具有强烈宗教性与精神性的“本体”与“存在”意义上的苦乐。
乐利主义的“乐”是带有强烈欲望动机和感官享受的。
2. 德善观：
（1）儒家的“善”是一种“圣贤君子的德性”；
（2）乐利主义的“善”是“快乐”与“欲望的满足”。
五四时期，对“善”的看法，从传统“德性人生观”转向了“世俗的幸福欲望”。
3. 人性观：
（1）儒家的人性观是性善论，人人皆有善根；
（2）荀子的性恶论、墨子的“交相利”、佛教的“苦乐观”则呼应了西方的功利主义。
五四时期“利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
1. 利他主义，说到底，也是一种利己主义——因为“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
2. 对自身的苦乐感觉愈深刻，也会对他人的苦乐有同感（孟子恻隐之心&现代心理学）；
3. 不论是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还是墨子的功利主义，虽然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终极目的却并不在个人，而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4. 易白沙：“以先后论，我为先，世界次之，国家为后”；“以轻重言，世界为重，国家次之，我为轻”。
边沁&穆勒对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1. 边沁的“功利主义”：
（1）边沁认为“感官快乐”与“精神快乐”完全等价；
（2）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认同边沁的“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道德，但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
2. 穆勒的“修正式功利主义”：
（1）《功利主义》与《论自由》阐述了两大原则“功利原则”、“自由原则”；
（2）功利原则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评判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
（3）自由原则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判断者，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个人选择就是合理、正当的；
（4）穆勒认为快乐有质地之分：精神快乐、为公众奉献的快乐比个人感官幸福具有更高的价值。
“金钱主义”&“物欲主义”的蔚然成风：
1. 五四思想家的“功利主义”固然重精神快乐、追求社会公益，但其“趋苦求乐、满足欲望”的基本人性观获得了价值正当性，在社会上产生重大连锁反应；
2. 19世纪后半期，唯物主义流行欧美，输入中国，初为富强论，继为天演论，国民投入生存竞争之漩涡不能自拔；
3. 杜亚泉：“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
4. 章太炎：“人类的进化并非直线性的向善，善在进化，恶亦进化。”；
5. “知有金钱而不知有公道”、“知有金钱而不知有真理”、“知有金钱而不知有科学”、“知有金钱而不知有性命”。
在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之中，“物质主义”一直处于边缘、受压抑的地位。晚清以后，“进化论”传入中国，“机械论宇宙观”替代传统“有机论世界观”，“物质主义”在本体层面获得正当性，进而影响到人生观。
五四启蒙思想家心中“个人主义”，不是杨朱式的唯我、顺世与独善，也不是西方从霍布斯、洛克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受到19世纪边沁、穆勒修正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接上宋明朱子学的“自我”、阳明学的“良知”，最终五四的“个人”立足于小我，但这个“小我”不是物欲、感官享受的“小我”，而是有个性、有理性、有担当、有责任的“小我”，“小我”的终极意义仍是为了人类、社会和公众的那个“大我”。
【变迁史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