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个人主义”思潮变迁史①
From许纪霖先生：大我消解
题记：
1. 中国思想史中，一直都有“小我”与“大我”的二元观念，尽管“大我”的内涵多有变迁，但“小我”的价值却始终是放在“大我”的框架与意义之下去理解的；
2. 近代以来，随着“大我”的嬗变、异化和解体，“小我”最终失去了规约，异化为当代“唯我式个人主义”；
3. “唯我式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与中华传统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权利与责任相平衡”的individualism并不相同。阎云翔先生将这种“唯我式个人主义”称为“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
一、古代中国与“个人主义”有关的思想传统
1. 儒家传统所主导的社群主义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主义
2. 欧洲传统“本体论”与“本位论”：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本体论&本位论：确定“何为主体，何为客体”的本位意识
化约主义：即还原论，是一元论哲学（monism），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
中国传统思想流派：
士大夫精英阶层：强调“德性伦理”的君子观（儒家）；
平民阶层：个人主义的自由观（道家&杨朱学）；
（1）儒家：（居于集体与个体之间，既强调“个人价值自觉”，也强调“人伦秩序”）
儒家的“个人意识”是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by狄百瑞De Bary）：个人是重要的，但“个人”并非西方近代的“权利主体”，而是具有价值自觉的“道德主体”；这一主体对于群体而言又是非“主体性”的，他的道德价值必须在“人伦秩序”之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是一种在社会、文化过程中塑造与成型的“强烈道德良知”，极致便是在天人合一中达到“自我实现感”。
宋明理学之后，儒家的分化：
1. 朱熹理学的“为己之学”，具有“知识主义”倾向：
（1）朱熹的世界是心与理两个世界，心（良知）要服从理（天理）；
（2）“为己之学”成就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理想，个人并没有太多自由选择的空间；
2. 阳明心学的“良知之学”，具有“意志主义”的特征：
（1）阳明的世界，心即理，良知即天理，是同一个世界；
（2）价值重心从外在的天理，转移到个人的良知；
（3）阳明心学继承了孟子的“天民”之说，每个人都是天的子民，都有可能成圣成贤；
（4）但人的天性是不同的，应该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发展，终极的判断标准不是圣人之道，而是具有良知的自我。
阳明心学进一步发展：
1. 王心斋的“泰州学派”：
积极进取的自我中心主义，直达人心本体之乐，追求意志性的自然主义；
2. 李卓吾的“狂禅派”：
将人的自然欲望从礼教下解放出来，堕入物欲性的自然主义；
如果心学的“人的概念”从“天理”处无法打开新局面，那么，就只能从“人欲”这方面突破，从对人欲的容许与肯定着手——岛田虔次
阳明心学是儒学内部的巨大突破，其意义不亚于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虽然还是在儒学天理框架之内，但距离近代“个人解放”只差一步之遥：心即理，打开了用“个人良知”自由解释天理的通道。
（2）佛教&道家：（偏个人）
1. 佛教是‘无父无君’之教；
2. 老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审美境界：个人不为形物所累，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性，便是自由的实现。
传统中国人的“自由观”是一种江湖侠客的自由观，无所规范，无拘无束；
近代西方人的“自由观”是一种法治下的自由观，讲究权责统一；
（3）法家&墨家：（偏集体）
1. 战国时期墨子的“兼爱之说”；
2. 晚清时期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复苏利器
（4）杨朱学：（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个人主义）
1. 战国时期：精神性的个人主义——轻物重生，不以物累形。（与道家学说接近）
针对墨家的“兼爱之说”，提出了“阳生贵己”：拔一毛利天下，亦不为之。
2. 魏晋时期：极端“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既是一种“不侵人之唯我论”——利己而并不侵人，是之“无为论”，也就是“不干涉主义”，人人自爱，个个自治，不干涉他人，也不施爱众生，天下就太平了；同时，它还是一种感官与欲望满足的“现世快乐主义”。
二、晚清及近代对传统思想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积极进取的兼善主义 （发展为） 明清时期的阳明心学
道家：消极无为的个人无治主义 （发展为）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
杨朱学：消极无为的个人无治主义 （发展为） 近代的杨朱式个人主义
晚清“个人观念”的两条思想脉络：
1. 康有为、谭嗣同代表的“仁学世界观”下的个人：
（1）以“仁”为标志，个人具有与天沟通的“道德自主性”；
（2）仁之内涵已经不再是普遍性的天德，德性之善的色彩明显减弱，意志自由的成分大大增强；
康谭仁学将儒家的“人格主义”、约翰穆勒《自由论》的“个性发展观念”和康德的“道德自主性”结合起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鲜明“个人观念”：不是西方启蒙传统中“权利的个人”，而是中国式的“人格化的个人”，即道德和意志自主的个人。
2. 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民族国家谱系”下的个人：
（1）以“公德”为核心，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新国民；
（2）在一个以“力本”为中心的机械主义的“群”的世界里，世界万物都在为生存激烈竞争；
（3）民族国家要强盛，取决于是否有德力、智力和体力全面发展的国民；
（4）个人的德性现在不再是德性本身，而成为一种适合竞争的生存能力；
（5）能力替代德性，成为新国民最重要的元素。
无论是梁启超所借鉴的伯伦知理的“国家集体主义”，还是严复所接受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很接近儒家“小己与群”的传统思路，新国民与新国家具有高度同一性；而不同的是，受英美传统浸润的严复所认为的国民是一个个具体的、组成国家的个人；而受欧陆与日本近代思想影响的梁启超所理解的国民则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卢梭式的整体性的人民。
晚清时期，儒家“德性伦理”尚未解体，因此“个人观念”虽然已经从“君权、族权、夫权”等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但目的还是为了归属于国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新国民。
【变迁史系列】
